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在关于重大决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人们通常把目光集中在决策科学化的诸多方面。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倾向是，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当作实现重大决策科学化的标志备受重视。实际上，要实现决策科学化并不是科学技术体系本身所能解决的，科学技术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只是为重大决策实现科学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恰当地将现有的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于重大决策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实现决策科学化的意义在于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而决策的民主化则为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提供最可靠和最有效的体制保证，使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而且重大决策实现民主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推动科学技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渗透的过程。重大决策实现民主化的目的和过程就其意义而言，都是要按照科学化的原则为重大决策服务，这种服务体现了重大决策本身的内在需求，即重大决策的质量（正确性和可行性的统一）高于一切的要求。

决策民主化的主要标志是在决策过程中，各种决策要素能够畅通、规范、高效、有序地发挥作用；而决策科学化的主要标志是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思想、理论、技术。科学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化”，因为科学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科学化的程度与民主化的程度直接相关。科学在重大决策中“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在重大决策中“化”的结果。决策科学化不单是指决策结果，更重要的在于决策过程，因此，决策科学化的关键在于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但科学化进程如果仅是少数人的意志和智慧，它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离开民主化，决策科学化不可能达到较高水准。人们在重大决策过程中同时提出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概念，这是决策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就二者关系而言，民主化是实现科学化的途径和制度、精神保证。实现决策民主化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先决条件。

重大决策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最直接的因素是科学因素，但重大决策科学化问题从来都是与民主化问题密切相关的。只有民主才能带来更多的科学因素，只有民主才能使科学更好地为决策服务。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重大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较之以往更为突出了。谁在重大决策过程中企图离开民主化独行所谓科学之路，结果必定事与愿违。人们在重大决策失败的教训中反思：决策者主观极力提高重大决策中的科学含量，为什么到头来却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发现，科学在重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并没有使重大决策科学化成为实践中的现实。当科学成为决策者的理念之后，重大决策的失误仍在所难免，原因何在？其中一个很难克服的原因是决策者非理性的影响。一定范围内的理性在更大范围来看可能是非理性的、相对的。决策者的理性是有条件的，除了自身的科学素养和理智之外，外在的条件对理性的控制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在酝酿重大决策时经常谈到的所谓科学技术的负效应、科学的困惑、科学的反思、科学的挑战等问题，实际上都与决策者非理性的一面密切相关。对科学技术的功利主义认识和使用，导致重大决策中科技含量越高，非理性选择倾向可能就越严重。退一步说，即使决策者能够做到正确地使用科学技术于重大决策，避免了走向以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歧途，也很难说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就会得以实现。重大决策是一种权力，是权力运用的过程。民主化包含对重大决策权力的监督与控制，使之按照科学化的要求行使。民主化出现问题，科学化必然失控。归根到底，重大决策科学化决非少数决策者所能为之、所能做好。否则的话，重大决策科学化就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事了。科学离不开民主，历史上如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